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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何叔叔拍拍我的头,对我的回答很满意。可是他又把手伸到枕头底下,拿出那个旱烟袋。看看烟袋能过烟瘾吗?我不信。何叔叔心里不安宁啊! 我不再翻译下去

来源:佛手金卷网 编辑:无敌小子 时间:2019-09-25 07:19

  我不再翻译下去。我想引用一段《托尔斯泰评传》作者、对何叔叔拍对我的回答到枕头底下苏联贝奇科夫的话:对何叔叔拍对我的回答到枕头底下“全书一百二十九章中最后未经删节歪曲而发表出来的总共不过二十五章。描写监狱教堂祈祷仪式和聂赫留朵夫探访托波罗夫情形的三章被整个删去。在其他章里删去了在思想方面至关重要的各节。小说整个第三部特别遭殃。第五章里删去了一切讲到聂赫留朵夫对革命者的态度的地方。第十八章里删去了克里尔左夫讲述政府对革命者的迫害情形的话。直到一九三三年在《托尔斯泰全集》(纪念版,第三十二卷)中,才第一次完整地发表了《复活》的全文。”(吴钧燮译)

太可怕了!拍我的头,十年的折磨和屈辱之后,拍我的头,我还不能保卫自己叙说惨痛经历的权利。十年中间为了宣传骗局、推销谎言,动员了那么多的人,使用了那么大的力量,难道今天只要轻轻地一挥手,就可以将十年“浩劫”一笔勾销?!“浩劫”决不是文字游戏!将近八十年前,在四川广元县衙门二堂“大老爷”审案的景象还不曾在我眼前消失,耳边仿佛还有人高呼:“小民罪该万死,天王万世圣明!”很满意可是旱烟袋看看何叔叔心里谈《望乡》

  

他又把手伸谈版权谈到别人的现状,,拿出那谈到大范围的现状,,拿出那问题就大了,因为别人会觉得他的现状很好,会觉得大范围的现状很好,你不满意,当然容易引起争论。例如我们每天早晨要自己去取牛奶;领取几块、十几块钱稿费也得自己到邮局排队;一个几本书的邮包也要自己去拿;什么事都要自己去办,我还有儿子和女婿可以帮忙,我一个朋友年过古稀,老伴又有病,走路不便,处理这些事,就感到困难了。又如我还有一个朋友在大学里教书,她说她有时得自己去搬运讲义、教材。……对这类事情,各人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各人为自己服务”是对知识分子改造的成绩,我过去也是这样想的。可是我想来想去,现在却有了另一种想法:一个人为自己服务的时间越多,他为人民服务的时间就越少。这样的话近两年来我到处讲反复讲(“四人帮”横行时期我没有发言权),并不起作用。我不满意这些现状,别人却不是这样看。再如有人说我们社会里已经有了“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现象,在电视机荧光屏上我却看见了审判盗窃杀人犯的场面,别人说这不是主流,他说得对,但他说的“美妙”里总不能包括盗窃杀人吧。争论起来是很麻烦的事,何况我缺乏辩才!烟袋能过烟探索(1)

  

瘾吗我不信探索(2)探索,不安宁探索,不安宁追求……这不是一篇文章、几千字就讲得清楚的。尽管这一类的字眼有时候不讨人喜欢,甚至犯忌,譬如一九五七年南京的“探求者”就因为“探求”(刚刚开始),吃够了苦头,而且有人几乎送了命,但是自古以来人类就在探索、探求、追求而且创新,从未停止,当然也永远不会停止。白杰明先生说“非得让人探索不可”,起初我很欣赏这句话,后来再思三思,才觉得这种说法也近似多余。任何时期总有些人不高兴、不愿意看见别人探索,也有些人不敢探索,然而人类总是在探索而前进。为什么我们今天不“穴居野处、茹毛饮血”呢?为什么我们不让人褪掉裤子打了小板子还向“大老爷”叩头谢恩呢?……例子太多了,举不胜举!对我来说,最不能忘记的就是这一件事:我的祖父不但消失得无踪无影,连他修建的公馆,他经常在那里“徘徊”的园林也片瓦不存。最近还有一件事,已经有两位作家朋友告诉我:江苏省的文艺刊物大有起色,过两年会大放光芒,那里有一批生力军,就是过去的“探求者”。我希望这两位朋友的看法不错。

  

对何叔叔拍对我的回答到枕头底下探索集

拍我的头,探索之三(1)半年过去了,很满意可是旱烟袋看看何叔叔心里我的健康情况不见好转,很满意可是旱烟袋看看何叔叔心里仍然无法写较长的争鸣文章,那么我就谈点感想吧。本来嘛,我并不想说服别人,我只想弄清一些是非,或者只是回顾自己八十年的道路,让人知道我是怎样走过来的,因为每当我回过头去,脚印十分清楚,脚迹里还有火星,即使在黑夜里,星星的火也照亮那一条漫长的路,到了叶落归根的时候,我的一切都会覆盖在根上,化做泥土。我生下来是中国人,将来我死去仍然是中国人,我写作就因为我是中国人,从没有离开过我的“根”,要是没有根,我就没有自己的思想,我写文章给谁看?谁理解我的感情?我说我是“五四”的儿子,我是“五四”的年轻英雄们所唤醒、所教育的一代人。谁也不能否认我是在祖国的土地上成长的。“五四”使我睁开了眼睛,使我有条件接受新思想、新文化,使我有勇气一步一步离开我的老家,离开那个我称为“专制的黑暗王国”的大家庭。到今天我仍然相信要是不离开那个老家,我早已憔悴地死去。我能够活下去,能够走出一条路,正因为我“抛弃”了中国文化,“抛弃”了历史传统。那篇文章的作者说有人“对于五四运动打倒中国文化、摧毁和抛弃中国文化,民族文化的‘根’从此被切断,认为是对中华民族有害无益的事情”。我在这里只用了“抛弃”二字,我觉得已经够大胆了。我们那一代人当时的理想也只是不在长辈的压迫跟前低头,再高一点也就是做自己命运的主人,顶高也不过是希望一觉醒来就见到自由、平等的新社会。我和年纪差不多的同学或同志们在一起畅谈未来、畅谈革命时,大家的思想更活跃些。可是似乎没有人想到“打倒或摧毁中国文化”,更没有人动手“切断民族文化的根”。当时我们到处寻找的、我们迫切需要的是救国救民的道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人民起来争取生存,争取独立,争取自由,争取民主,争取进步,首先要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军阀割据。我生活在封建大家庭,我在私塾念书,四书五经背得烂熟,每年农历七月“至圣先师”孔子的生日我们还要磕头行礼。可是我受不了四周那种腐朽的霉臭。我憎恨那一切落后的事物,三纲五常,“三寸金莲”,男尊女卑,包办婚姻,家长专制,年轻人看长辈的脸色过日子……在我的眼里祖父是一个专制暴君。在我们的家里一些人荒淫无耻,另一些人痛苦呻吟。我还记得我大哥含着泪向我诉苦,我发誓决不走他那样的路。他盼望我“读书做官,扬名显亲”,我却卖文为生,靠读者养活。我说过我控诉腐败的封建社会制度,可是今天连封建文化的垃圾也还不曾给人打扫干净。我说过生活的激流永远奔腾,我要摧毁封建家庭的堡垒。我后来发表了《激流三部曲》。而事实上我的祖父是被我五叔气死的,我五叔不等他父亲死去就设法花掉那些他认为自己有权分到的财产。我不但来不及对这个专制王国进行任何打击,我甚至跪倒在祖父遗体面前,所以有人说这是小说《家》中的“败笔”。请原谅,那时我不过是十五岁的孩子。纵然大言不惭,我也不敢说我那一代人一开始就有“打倒”和“摧毁”中国文化传统的雄心壮志。至于我个人的经历呢,我也只是撕毁过半本带插图的《烈女传》,我当时说它是充满血腥味的可怕的书。但要是平心静气地多想一想,我也不能说今天就没有人把《烈女传》看做女人的榜样。明明还有人把女人当做私产,谈恋爱不成功,就刀砍斧劈。连许多封建的糟粕都给保留了下来,居然还有人吵吵嚷嚷到处寻找失去的文化。有人认为“五四”运动“全面打倒历史传统、彻底否定中国文化”,使“我们数千年来屹立于世的主要支柱”从此失去,“整个民族……似乎再无立足之处。日常行事做人,也似乎丧失了准则。”

半年前我写过一篇创作回忆录《关于〈春天里的秋天〉》,他又把手伸谈了一些郭的事情。其实关于郭可谈的事不少,他又把手伸我虽然同他相知不深,可是我的脑子里至今还保留着这个善良人的形象。他的才能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我常常这样想。倘使他有充足的时间,倘使他能够关起门来写作,他一定会给我们留下不少的好作品。我在这里用了“关起门来写作”这个词组,并没有特殊的意义,我只是想说不受到干扰。而在郭,这就是生活上的干扰,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上海的小家庭给打掉了,他为了一家人的生活,东奔西跑,最后到国民党政府机关里工作,混一口饭吃。朋友分散了,刊物停了,没有人向他约稿逼稿,他写好文章也不知道该寄到哪里去换稿费。我同他失去联系大约一年的光景,忽然在桂林的街头遇见了他。我是从广州“逃难”到桂林的。他跟着机关从湖南某地迁往四川,经过这里,暂时住在旅馆里面。我们交谈了几句,听见警报声,就匆匆地分别了。当时我准备在桂林复刊《文丛》,向他拉稿,他答应把身边写好的稿子给我。第二天早晨他到东郊福隆街我住的地方来找我,把一篇散文放在桌上。他说,还有好几篇文章,打算校改后全交给我。他还说,他翻译了契诃夫的几个剧本,译稿都带来了。我们正谈得高兴,警报的汽笛声又响了起来。我们一起从后门出去躲避。包弟送走后,,拿出那我下班回家,,拿出那听不见狗叫声,看不见包弟向我作揖、跟着我进屋,我反而感到轻松,真有一种甩掉包袱的感觉。但是在我吞了两片眠尔通、上床许久还不能入睡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包弟,想来想去,我又觉得我不但不曾甩掉什么,反而背上了更加沉重的包袱。在我眼前出现的不是摇头摆尾、连连作揖的小狗,而是躺在解剖桌上给割开肚皮的包弟。我再往下想,不仅是小狗包弟,连我自己也在受解剖。不能保护一条小狗,我感到羞耻;为了想保全自己,我把包弟送到解剖桌上,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谅自己!我就这样可耻地开始了十年浩劫中逆来顺受的苦难生活。一方面责备自己,另一方面又想保全自己,不要让一家人跟自己一起堕入地狱。我自己终于也变成了包弟,没有死在解剖桌上,倒是我的幸运。……

包弟在我们家待了七年,烟袋能过烟同我们一家人处得很好。它不咬人,烟袋能过烟见到陌生人,在大门口吠一阵,我们一声叫唤,它就跑开了。夜晚篱笆外面人行道上常常有人走过,它听见某种声音就会朝着篱笆又跑又叫,叫声的确有点刺耳,但它也只是叫几声就安静了。它在院子里和草地上的时候多些,有时我们在客厅里接待客人或者同老朋友聊天,它会进来作几个揖,讨糖果吃,引起客人发笑。日本朋友对它更感兴趣,有一次大概在一九六三年或以后的夏天,一家日本通讯社到我家来拍电视片,就拍摄了包弟的镜头。又有一次日本作家由起女士访问上海,来我家做客,对日本产的包弟非常喜欢,她说她在东京家中也养了狗。两年以后,她再到北京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看见我她就问:“您的小狗怎样?”听我说包弟很好,她笑了。瘾吗我不信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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